在中國歷史上，夏禹可能是最早提出禁酒的帝王。相傳“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，進之禹，禹飲而甘之，遂疏儀狄而絕旨酒。曰，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。”（《戰國策·魏策二》）在此，“絕旨酒”可以理解為自己不飲酒，但作為最高統治者，“絕旨酒”的目的大概不僅僅局限于此，而是表明自己要以身作則，不被美酒所誘惑， 同時大概也包含有禁止民眾過度飲酒的想法。

事實證明夏禹的預見是正確的。夏朝和商朝的末君都是因為酒而引來殺身之禍而導至亡國的。從史料記載及出土的大量酒器來看，夏商二代統治者飲酒的風氣十分盛行。夏桀“作瑤臺，罷民力，殫民財，為酒池糟。縱靡靡之樂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”。夏桀最后被商湯放逐。商代貴族的飲酒風氣并未收斂，反而越演越烈。出土的酒器不僅數量多，種類繁，而且其制作巧奪天工，堪稱世界之最。這充分說明統治者是如何的沉湎于酒。據說商紂飲酒七天七夜不歇，酒糟堆成小山丘，酒池里可運舟。據研究商代的貴族們因長期用含有錫的青銅器的飲酒，造成慢性中毒，致使戰斗力下降。商代的滅亡被普遍認為酗酒成風是其重要的原因。西周統治者在推翻商代的統治之后，發布了我國最早的禁酒令《酒誥》。其中說道，不要經常飲酒，只有祭祀時，才能飲酒。對于那些聚眾飲酒的人，抓起來殺掉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西周初中期，酗酒的風氣有所斂。這點可從出土的器物中，酒器所占的比重減少得到證明。《酒誥》中禁酒之教基本上可歸結為，無彝酒，執群飲，戒緬酒，并認為酒是大亂喪德，亡國的根源。這構成了中國禁酒的主導思想之一。成為后世人們引經據典的典范。

西漢前期實行“禁群飲”的制度，相國蕭何制定的律令規定：“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，罰金四兩。”（《史記·文帝本紀》文穎注）。這大概是西漢初，新王朝剛剛建立，統治者為杜絕反對勢力聚眾鬧事，故有此規定。禁群飲，這實際上是根據《酒誥》而制定的。

禁酒時，由朝廷發布禁酒令。禁酒也分為數種，一種是絕對禁酒，即官私皆禁，整個社會都不允許酒的生產和流通；另一種是局部地區禁酒，這在有些朝代如元朝較為普遍，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區，糧食豐歉程度不一。還有一種是禁酒曲而不禁酒，這是一種特殊的方式，即酒曲是官府專賣品，不允許私人制造，屬于禁止之列。沒有酒曲，釀酒自然就無法進行。還有一種禁酒是在國家實行專賣時, 禁止私人釀酒、運酒和賣酒。

在歷史上禁酒極為普遍，除了以上的政治原因外，更多的還是因為糧食問題引起的。每當碰上天災人禍，糧食緊張之時，朝廷就會發布禁酒令。而當糧食豐收，禁酒令就會解除。禁酒時，會有嚴格的懲罰措施。如發現私酒，輕則罰沒酒曲或釀酒工具，重則處以極刑。

影影響

禁酒的結果無疑會使釀酒業受到很大的摧殘，酒的買賣少了， 連酒的市稅也收不到。唐代宗廣德元年，安史之亂終于結束。唐朝政府為了應付軍費開支和養活皇室及官僚，巧立名目，征收苛捐雜稅。據《新唐書·楊炎傳》的記載，當時搜括民財已到了“廢者不削，重者不去，新舊仍積，不知其涯”的地步。為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，再次恢復了180多年的稅酒政策。代宗二年，“定天下酤戶納稅”（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）。《杜佑通典》也記載：“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，隨月納稅， 除此之外，不問官私，一切禁斷。”

唐朝的稅酒，即對釀酒戶和賣酒戶進行登記， 并對其生產經營規模劃分等級，給予這些人從事酒業的特權。未經特許的則無資格從事酒業。大歷六年的作法是：酒稅一般由地方征收，地方向朝廷進奉，如所謂的"充布絹進奉"是說地方上可用酒稅錢抵充進奉的布絹之數。